杭州博物馆珍藏的战国水晶杯，是中国出土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水晶制品之一，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1990年，这件出土于杭州的战国水晶杯因其外观与现代玻璃杯相似，被赋予“穿越感”。它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又留下了哪些未解之谜？中国新闻社“东西问”就此专访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杭州博物馆前馆长杜正贤。

记者：作为战国水晶杯的发掘者，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件文物的具体情况及其发现过程？

杜正贤： 这是一件战国晚期的水晶器皿，高15.4厘米，杯口直径7.8厘米，杯底直径5.4厘米，圈足高2厘米。杯子呈敞口平唇，壁部呈斜直状，底部为圆形，圈足外撇。杯体透明，表面光滑无纹饰，但经过抛光处理。杯底和中部可见少量海绵状的天然晶体。

战国水晶杯的发现地点是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今拱墅区）的一处工农砖瓦厂。1990年下半年，我在杭州市考古所工作期间，接到村民反映，在该砖瓦厂取土区域发现了古代瓷片。我们循线找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片，结合此前该区域也曾出土过同期瓷器的信息，推断此处可能存在战国墓葬。尽管当时有人认为该区域已被挖平，但我认为发现的瓷制编钟应是后期祭祀遗物，而非墓室原有器物，并推测此处应为一处大型墓葬。在时任负责人的支持下，我们于10月底启动了发掘工作。

发掘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当发现木炭时，我们都十分兴奋，因为同期许多大型墓葬为防潮会使用木炭。考虑到可能随时会有文物出土，我们改用竹签进行清理。

起初，我们发现了瓷器和陶器。后来，我在土层中无意间瞥见反光，便小心翼翼地沿着杯壁清理，最终发现了一只水晶杯。我们对其进行了妥善保护，并保留了杯中的泥土。

尽管墓中的棺椁已不复存在，但除了战国水晶杯，我们还出土了墓主人随身佩戴的玉器、玛瑙等小型随葬品。战国水晶杯的发现尤为令人惊叹。不久后，我将其带到北京，请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和宿白先生鉴定。两位先生仔细研究后，均称之为“神奇”，并建议我们咨询地质矿产部门。

当时的浙江省地矿厅表示，目前国内难以找到同等纯度的水晶，但无法断定古代是否存在。最终，结合权威专家鉴定，通过对杯中泥土进行孢粉分析，以及对墓葬中的木炭和陶器进行碳14、热释光等年代测定，我们确认了该器物的战国时期归属。

记者：为何战国水晶杯会被许多人视为“穿越之物”，其“穿越”和“神秘”之处体现在哪里？

杜正贤： 对公众而言，战国水晶杯的“神奇”之处在于其造型与现代杯子极其相似，不像2000多年前的物品。甚至有人猜测它可能是盗墓贼遗落的“玻璃杯”，认为“和现在喝啤酒的杯子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用手触摸便能感受到，战国水晶杯的材质与现代啤酒杯不同，手工制作的杯壁更厚，与现代工艺玻璃杯有着本质区别。

从专业角度来看，战国水晶杯存在三个“谜团”。首先是“材料来源之谜”——杯子由高纯度水晶制成，同等纯度的水晶即使在当下国内外也极为罕见，其古代来源成谜。其次是“取芯工艺之谜”——水晶硬度极高，加工难度大，且杯子为上宽下窄的斜壁造型，究竟是采用类似玉器制作的管钻法，还是使用金刚砂研磨，抑或其他方法取芯，至今未能确定。第三个谜是“抛光工艺之谜”——外壁抛光尚可理解，但由于杯子内壁狭窄，普通人的手难以伸入，古人如何将内壁和底部打磨得如此光滑平整，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目前，全球尚未发现同时期同类型的器物，战国水晶杯因此成为一件“孤品”，这三个“谜”也至今未能解开。

记者：战国水晶杯的墓主人是谁？它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

杜正贤： 该墓葬内未发现棺椁，但出土了34件精美的陪葬品，包括玛瑙环、玉虎以及原始瓷编钟等，其中尤以战国水晶杯最为瞩目。学术界普遍倾向于认为，墓主人是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后，楚国派驻杭州地区的高级官员。

这一判断基于几点理由：首先，墓葬年代测定与此时间段吻合。其次，该大墓的一些特征符合楚国墓葬的特点，例如墓道朝向山头，在楚墓中较为常见。再者，墓中的二层台和排水沟等结构，在战国时期的越国罕见，但在楚文化区却多有发现。最后，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编钟等器物，仿楚国风格明显，例如琉璃器在越国少见，在楚国却很常见。

我认为，战国水晶杯在工艺设计和技术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造型与现代杯子相似，堪称设计上的奇迹，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审美水平。在制造技艺上，前述的取芯和抛光之谜，体现了从整块高纯度水晶中制作出此杯所需要的高超手工技艺。

此外，对战国水晶杯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战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水晶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应用，多用于制作挂饰。战国水晶杯无雕刻花纹，应为实用器而非礼器，用于饮水或饮酒。对其研究可以从水晶的应用角度，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特征。

记者：战国水晶杯的“谜底”何时能够揭开，又将如何揭开？

杜正贤： 目前来看，战国水晶杯是独一无二的，全球未发现同时期同类型的其他水晶制品。阿富汗曾出土一件体积更小的水晶杯，但因其体积小、制作难度相对较低，且年代晚于战国水晶杯数百年。因此，战国水晶杯的“身世之谜”，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现更多同类考古遗存，通过对比研究获得更多线索。

从文明交流的角度看，战国水晶杯也可能带来“惊喜”。如前所述，如今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难以找到同等高纯度的水晶原料，其当年在中国生产还是从国外引进，尚属未知。若能发现更多古代水晶产地，我们就有望通过战国水晶杯，了解当时的人口迁徙状况，以及中国区域文化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

受访者简介：

杜正贤，中国知名考古学家，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现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杭州博物馆原馆长。他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曾五次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