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热播剧《太平年》中提及了一个观众可能不太熟悉的名称——三佛齐（也称“室利佛逝”）。“室利佛逝”这一名称源自梵文Srivijaya，曾是一个从唐朝延续至明朝的南海古代文明国家。自唐朝初期兴起后，它逐渐发展成为南海丝路沿线港口城邦的联盟体，并在五代十国时期成为吴越国重要的海外贸易伙伴。这段情节引发了公众对三佛齐历史地位、其与中国唐宋时期关系的深入探讨，以及双方文明互鉴的模式。

针对这些疑问，中新社“东西问”栏目采访了长期研究古代南海丝路与华人聚落历史的专家，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王琛发认为，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历史，有力地驳斥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固有观念。

记者：许多观众是通过电视剧首次了解到“三佛齐”这个名字。那么，历史上的三佛齐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王琛发：**三佛齐（室利佛逝）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唐朝初期。公元686年，室利佛逝的统治者阇耶那沙王（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通过军事行动和政治说服，促成了苏门答腊南部大部分地区及周边岛屿邦国的联合誓约，为建立海上强权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室利佛逝已发展成为南海丝路沿线众多港口城邦组成的联盟体。

《宋史》记载，三佛齐管辖着“十五州”，地域范围涵盖了今泰国东南部海域、马来半岛东岸以南、马六甲海峡东西两侧以及爪哇西部和巽他海峡。作为中华文明交流和经贸往来的重要伙伴，三佛齐以其港口为节点、航道为骨干，控制着从暹罗的克拉地峡、马六甲海峡的马来亚地区，到苏门答腊、爪哇一带的关键海上通道。它构建了一个横跨中南半岛东西两岸的海洋网络，囊括了南海丝路沿途的众多经贸据点，形成了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

其首府巨港，曾是苏门答腊东南部南海地区最大的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转站之一。来自东西方的商船在此汇聚，长途航行的船只在此进行补给和维修，而短途航线则在各港口之间接力运行。《岭外代答》形容其为“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几乎所有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都经过这一体系。

更重要的是，三佛齐不仅是“通道”，更是“枢纽”。例如，阿拉伯商人将乳香运至此地，再集中转销中国，使得三佛齐既是中国的主要买家，也成为了一个再分配中心。这种转口贸易模式，让沿线的“十五州”形成了一个共享利益的网络，也使三佛齐成为“南海之中”的贸易核心。三佛齐十五州联盟的各个国家分散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它们既与中国的海域紧密相连，又与西域各国通过陆海路径相接。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海洋往来并非零散的，而是保持着持续且深入的多元联系。

记者：在唐宋这样的强盛王朝面前，三佛齐处于什么地位？双方是臣属关系，还是平等的交往？

**王琛发：**从形式上看，三佛齐确实存在于唐宋王朝的“朝贡—册封体系”之内。但从实质上看，双方的关系更接近一种基于贸易的平等往来。

关键在于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贸易需求：中国需要来自南海的香料、药材等资源，而三佛齐则依赖转口贸易和对华贸易来获取财富，并掌握通往中国的关键航道。因此，唐宋王朝都给予三佛齐优惠的地位，积极维护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确保了其主权不受侵犯，使得双方的朝野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互惠互利的交往。“朝贡”更多地只是一种礼仪形式，而非单方面的依附关系。

史料显示，三佛齐是宋代与中国互访次数最多的南海国家之一，多达28次。同时，中国通过“优赐遣归”的方式来维持贸易的吸引力，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双向的利益体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未对三佛齐进行过军事干预。相反，通过册封、赠送礼物等方式，中国帮助其巩固地区地位，客观上保障了三佛齐各国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维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对稳定。例如，在唐朝开元年间，三佛齐遭遇困境时，唐朝并未改变友好关系，而是晋封其王子为王，并赐予诸物和“金吾卫大将军”的官职，使其在区域内拥有更高的威望。因此，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应当被理解为实质上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贸易与外交关系。

记者：三佛齐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如何体现的？为什么说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刻板印象？

**王琛发：**三佛齐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它建立了一个稳定且高频的海上贸易网络体系，使中国得以持续地融入古代亚洲的海洋世界。

在贸易层面，商人常常需要在三佛齐停留数月等待季风，在长期的居留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商业网络。这意味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深度的联系。

这种联系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证实。例如，在中国东南亚地区大量出土了唐宋时期的钱币：在印度尼西亚占碑省发现了唐朝的开元通宝铜币，在井里汶沉船遗址中则出土了数千枚南汉时期的铅钱。在海外沉船遗址中，各类日用瓷器动辄成万件。而在远洋航线上，商船更是通过货物交换，源源不断地输送香料、南洋特产和各类矿产资源。

除了盆、碗、碟、罐、瓶等器皿，史书记载的三佛齐与中国的商品往来以及考古发现，还包括钟、鼓、玩具，以及用于控制磨墨时向砚台滴水的毛笔注水器。这表明，两地之间长期形成了生活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文明互鉴，也构建了跨海互依的经贸市场，并拥有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

在文化层面，这种交流更为深刻。唐朝的义净法师曾在三佛齐长期学习，而金刚智、不空等僧侣也通过此地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不空更是密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曾代表唐朝出访交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天文、医药、工艺、航海等知识也随着海上贸易互通传播。主持编制《大衍历》的唐代高僧一行法师，就是吸收了南海及西域的学识，从而推动了本土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

因此，中原王朝与三佛齐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商业贸易往来，而是包含了长期、双向、深入的文明交流。这充分证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依靠海洋与海外相连，融入了世界交往的格局，也打破了过去“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偏见。

记者：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三佛齐的历史能带来哪些启示？

**王琛发：**三佛齐的历史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一，互联互通的根本价值。三佛齐因控制着从南海到西域的关键海路沿线节点而成为枢纽，这启示我们，海上通道的畅通对于区域繁荣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第二，贸易互利的持久逻辑。无论是乳香贸易还是钱币流通，都体现了区域贸易网络中多方共享利益的格局。

第三，文明互鉴的深度可能。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不仅体现在官方往来，也渗透到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这种“生活化的融合”更具持久性。

中华文明与三佛齐的交流历史表明，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合作的前提。唐宋时期并未控制三佛齐，而是通过经贸和礼仪支持其独立地位，这种关系反而更加稳固。这种尊重与包容的交往模式，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真正的区域合作不依赖单方面的支配或制度的强加，而是根植于对彼此发展道路和治理选择的承认。当代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对这一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